《摄影四十年》 - 萧云集分享会实录（17000字）
蚂蚁隔壁班--萧云集在线分享会声音版
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
正值卡塔尔世界杯热火朝天。我来做这个分享。朋友们能来听听，真的是太难得了。我是第一次做这种形式的讲座，说实话非常的别扭。对着电脑自言自语，觉得好像那个堂吉诃德拿着盾牌战风车。但是屏幕后面是个6000人的大party，就算是三分之一在线，也有2000人。我进群比较晚，听了几场，感觉同时还可以做其他事情，也可以离开一会儿。好在进群是最重要的，语音和图像都在不会自己跑掉。
那么首先我要感谢浙江省摄影家协会给我与大家交流的机会。
感谢令胡歌的邀请。我今晚准备与大家交流的主要内容，我就不读了，刚才已经打在屏幕上了。
一、从画家梦到摄影工作者
二、艺术摄影创作与新闻摄影历练
三、转益多师是我师
四、从唯美画意到坚持纪录的质变
我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：从画家梦到摄影工作者。
最近听了石宝琇、胡武功、潘科等大咖的分享，他们是陕西摄影群体的代表人物。当年他们发起的《艰巨历程》摄影大展，影响深远。包括后来的释滕老师、丘老师等各路神仙，都讲的非常好。而我没有干那么多的大事情。也没有那么多的奖项，我就是一个在温州边远小城工作的一个摄影干部。前个礼拜分享的吴家林老师，虽然说也是基层文化馆出身。他的作品已经成为布列松的选择，是已经是世界级的大师。
用我妻子的话来说，我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情，这个月刚刚退休。吴大师的作品很接地气，但是我从作品到人一直都在地上。那么我讲什么呢？我想还是讲讲我这个层次的摄影人四十多年来。除了对本地摄影爱好者开展辅导工作以外，是怎么从事摄影创作的所思所想。用时髦的话来说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心路历程”。如果会有影友产生共鸣，我就很满足了。
一、从画家梦到摄影工作者
这个是我一岁周岁的时候，坐在脸盆里。拍照，我不知道大人是怎么想的。第二张，是我母亲。抱着我看窗外的风景。我才一岁的时候，我父母亲就把我带到了浙江省最偏远的山区——人称温州“西藏”的泰顺县，我在那里从乡村小学到县城，一直读到高中。母亲是小学的语文老师，又是一位业余剧作家。但是母亲一辈子为了家庭和子女付出太多。我特别珍惜这张自己亲手拍的照片。记录了母亲为全家人洗衣服的镜头。可惜母亲2017年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我经常会想起母亲在我写错别字、或者读白字的时候，对我的严厉的批评，虽然当时会羞愧得面红耳赤。但是，这种关爱让我一辈子受用不尽。
我从小就很爱看书。在文革时期，我看到最多的就是高尔基的三部曲和鲁迅的著作，这起点比较高哦。读书让我懂得了思考，但是这让文革吃过苦头的父母亲很担忧。觉得孩子只要学习一门混饭吃的手艺就可以了，便逼着我学画画。一开始我毫无兴趣。这个不想画。但是直到我的一幅作品入选了温州地区少年儿童画展，我才有了真正的兴趣。1977年恢复高考时，我正在农村插队，因为偏科严重，没有能够通过初选。
但是第二年。我终于考进了浙江乐清师范学校美术专业学习。我很庆幸的是不用再学数学了。1980年毕业以后。这个是我在学校期间画的一些画。我就刷屏了。令胡歌叫我尽量不要刷屏，但是这些片子我觉得不用一张一张的讲，给大家看一看就可以了。
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我非常刻苦。到了1980年毕业以后。我就在电影公司当美工。这个时候，还要创作。还要从事电影海报的创作，还有美术创作。这个时候有了一架120的照相机，海鸥120照相机，开始创作。我的父亲66年到76年在文化馆从事摄影工作。我从小就当他的助手。学会了冲印照片，特别是给照片烘干、上光特别拿手。
我工作以后，参加温州地区美术骨干训练班。有幸师从著名油画家陈天龙先生学习油画。我的老师陈天龙，他是60年，在浙江美术学院，现在叫中国美院参加罗马尼亚博巴教授的这个油画训练班。这是文化部的一个项目。通过我对油画的学习，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将来要成为一个杰出的油画家。
1983年。我从泰顺电影公司调到家乡苍南县文化馆担任摄影干部。我一开始还不是那么愿意。这个画家梦渐行渐远，我的老师非常生气。他觉得我是有了一个好的工作，但是却丢掉了自己的梦想。前些日子，我去温州看望陈天龙老师。他还说，如果这40年你还在画画，今天会怎么样呢？对，搞摄影的人经常被美术家嘲笑，就是说因为你画画不好，后来才去搞摄影。但是我当时觉得我还不信这个邪。我觉得将来有一天我要杀个回马枪。但是，这一干就干了40年。我现在也回不去了。
二、艺术摄影创作与新闻摄影历练
那么，在摄影方面，我的工作起点是非常的低，没有任何资历。那个时期拍的照片有非常明显的绘画特点。用光，构图。追求完美。大家看这两张照片就有很明显的感觉。大家看看我早期的摄影作品，有非常明显的画意派的这种倾向。
那个年代，县里还没有那个电视台。很多照片也是充当电视新闻照片。浙江电视台80年代的时候，新闻联播，还经常要播我这个新闻照片，也非常有意思的。
我开始发新闻照片的时候，浙江日报为什么会把我的单位写在里面？这也是很少见。那时候发表了几张照片，就非常的激动。就是从另外的角度来证明自己，工作有成绩。但是更多的新闻照片像泥牛入海，杳无音讯。
那个时候，我冲洗了胶卷，到处乱扔。要用的时候，找的满头大汗也找不到。这个时候。有一天，浙江日报的摄影组老师给我来了一封信：“照片无论从新闻的角度或艺术的角度看都不够要求。”“摄影者总把底片当成宝，把放大好一张照片引为乐事。而从您对待照片、底片的马虎态度，可以想见到您的拍摄态度。“
看看这个老师的信，就是在批评我。
“拍一幅好的新闻照片是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政策思想的，也要有深入生活和调查研究的功夫，有一定的技巧，有勇于探索、刻意求新的精神。忽视了这一些，照片就会内容一般，流于表面，形式就会千人一面，缺乏变化创新……”。
给我写信的，就是当时的浙江日报摄影组组长程学武老师。
程学武老师还专门拿了个底片袋，把底片装上去。上面写着这个底片冲好以后不能赤身裸体，要及时穿上外套。程学武老师的信。深深的就是说影响了我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认认真真整理我的底片。我给自己立了几个规矩：
1、拍摄的胶卷不过夜，必须冲洗；
2、每一张底片都要印小样，装进底片袋并编号；
3、印好的小样根据编号剪贴，并标注主要内容。
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，大家看看。1989年9月15日出版的香港《摄影画报》发表了我的《底片资料整理和保存》。
1990年第九期的《大众摄影》杂志也发表了这篇文章，可能那些编辑觉得，这个对我们那些爱好者是有帮助的。这个习惯，我刚才说一直保持到现在，到数码时代。虽然数码摄影的时代，胶片日渐稀少，但是给照片编号的习惯，我一直没有丢弃。一直延续到数码文件编号，给光盘编号。一两次的编号并不难，难就难在40年如一日。虽然拍摄以后，仔细整理的手续繁琐，花的时间很多。但是辛苦总是会有回报的。前些日子，浙江画报社的编辑采访我，提及编书过程中，觉得图片说明很“强大”，因为很多时间都精确到日。这个，我说自己肯定是准确无误。这个编辑问我，她说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，我说我要感谢我的父亲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的父亲，文革的时候被造反派隔离审查，问他每一天在哪里，都跟什么人在一起？他都讲不清楚。
因为有些人，有些事根本不可能记得。所以经历了这次审查以后。父亲有了一个每天记事的习惯。我觉得像我这个人的个性，说不好某一天也要被审查。从高中毕业开始，我就每天记事一行，也买了这么个记事本。每天都要记一行字，今天主要跟谁在一起，做了什么事情。
四十多年从没有间断，大家可以看看，我刚才发上一个图片。这个习惯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对我后来从事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工作带来太多的好处。
实际上，就是到了数码时代。照相机的数据也会骗人。有的时候照相机数据设置出错，时间与实际情况有出入。我用记事本那个记录来校对，也理清了不少错误。但是数码时代的摄影，拍摄时间精确到分秒，这个用记事本也是达不到的，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便利。前面说过的，像这有几张照片的，88年在云南拍的。像这张大眼睛，88年在云南拍的。那么到底是哪一天拍的呢？是吧，这个。我要拿这个记事本去查。后来查出来我那一天到什么地方，拍了这张照片。我们上次搞那个摄影著作权记录的时候。也问我们什么时间拍？我觉得，为了尊重历史，我还是很完整地把这个资料提供给他们。我都能够把这个日子说清楚。
到了1984年初，跟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程学武老师，写信邀请我到浙江日报摄影组学习。这个是无异于天上掉下了馅饼。我很高兴。因为程学武老师在浙江摄影界可是影响很大的人物，他不仅担任着国家重要领导人在浙江活动的拍摄任务，还负责指导全省新闻摄影和省摄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。他领导下的浙江日报摄影组，更是把触角伸向全省，举办摄影大赛，培养奖掖新人，办了很多活动。
像这个1985年办的迎春摄影大奖赛。这里有一张照片就是，俞丹桦、卢广，都是我们一起获奖的。85年迎春摄影大奖赛获奖了。
卢广老师现在也是世界级的大师了。卢广当时是永康拖拉机厂的一个工人，他就是太迷摄影向程学武老师去请教。卢广成名以后，也没有忘记老师，他这是在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一个大会上面，他跟程老师汇报。
我在浙江日报摄影组工作、学习的日子里。程学武老师并不是教条的指导。而是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来观察弟子的悟性。老师经常应邀外出讲课，我作为他的助手跟在身边。从他站在省里的高度，宏观概括目前摄影界的趋势到细致入微，对某一幅作品做出具体的指点。这对我来讲都启发很大。在学习的过程中，我拍摄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。作品经常发表在国内大报上面。这个是1985年的事情。
首先，登这张照片的是《温州日报》。等着这个照片寄到浙江日报社的时候，这已经是赶不上报社的需求了。因为这个新闻，新闻照片时效性是非常重要的啊。真正发表这张照片是91年，这时《浙江日报》发了。但是，这是到了好几年以后，五、六年以后才发表，是人家在写我的一篇文章里面，讲到了这张照片。
在浙江日报学习，这些经历，我后来写成文章，发表在《大众摄影》。在大众摄影的征文比赛里面，还获了奖。
早年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，我就爱看一些评论文章。经常跟老师讨论一些美术理论的问题，在校刊还发表过创作谈，我觉得思维高度比单纯创作更重要。而我的摄影“理论”也是由于程学武老师的帮助、提携，我才得到鼓励和进取，才做出点成绩。因为长期在基层文化馆从事摄影创作辅导工作，我根据自己与业余作者们接触中看到，想到一些问题，结合书本上的文艺理论，整理了一本一份乡土摄影教材。我把它寄给程老师，没有想到程学武老师说，文章不错，重点再突出一点，整理一下给我：“可以参加浙江省摄影理论研讨会。”我的文章能够参加浙江摄影研讨会？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很惊喜的事情。我对自己的文章，一向是没有什么自信。因为以前也没有好好地学文科。但是老师从我的文字里看到了论文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篇论文诞生的缘起。有了老师的鼓励，从此我认认真真写论文。养成了一切从实际出发，理论联系实际的风格。
这是1988年发表在香港摄影画报的一篇论文《风格与定型》。1988年，我还参加了全国第二届中青年摄影理论研讨会，就是中国摄影杂志在山东临沂举办的一个研讨会。91年，我写了一篇《从谢光辉现象谈起》的摄影家研究文章。获得了浙江省的第二届摄影理论年会二等奖。
谢光辉老师当时获了很多奖，在摄影界非常轰动。谢光辉老师私下里跟我是好朋友。但是这个并不影响艺术创作思想的碰撞与摄影批评。现在摄影界这样的批评与讨论还是太少了，我觉得。当时我觉得他的一些纪实摄影作品，还是有些太随意，水平不高。当然现在我的观点也有了一些转变，实际上，谢光辉老师的照片是非常棒的。
1994年，我的论文《摄影艺术创作中“非正常状态”》主要是探讨创作心理的文章，参加了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五届全国摄影理论年会。在贵州召开的这次全国摄影理论年会，主题是讨论这个纪实摄影。全国摄协主要领导和各省、市、自治区摄影家协会主席基本上都参加了。在这个会议期间，我做了一个即席的发言。提出，纪实不是不需要艺术性，而是应该加以强调。当时，这个也引起了一些不小的波澜。主要是，在那个会议上面，香港的摄影大师陈复礼先生也在会议上放映了自己的纪实摄影作品，很多摄影前辈上台高度赞扬。当时武汉一个年轻的摄影家，那个纪实摄影拍的挺不错，大家是炮轰。结果会后大家议论很多。那天晚上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。第二天我觉得，我要发言，跟我住在一个房间，是杭州摄影家王秋杭。
我跟秋杭说，我说如果开会半个小时，有人提这个事我就不讲了。结果开了半个多小时，没有人提昨天晚上的事情。我就上台，做了发言。我的意思是说，陈复礼先生这个照片的画意作品是非常好的。但是他的纪实确实还很不够。当时陈复礼先生很激动，也上台发言。他说他到内地来，也是想求教大家，但是大家天天都是赞扬他，他听不到真话。据说，我的这个发言，对这个会风起了一个作用，所以第二天开始大家讨论就非常的热烈，大家真刀真枪的开始论战。因为我批评陈复礼先生，老先生还要了我的地址，每年给我寄贺年卡。1995年，陈复礼先生到温州创作，我专程赶到温州去看他，老人家很高兴啊。还给我题了字。老人家2018年9月，以103岁的高龄在香港辞世，我感到非常惋惜。
2004年的时候。我的论文《摄影艺术创作中的逆向思维》，还参加中国摄影家协会第七届全国理论年会。摄影理论，将自己的创作加以总结，更加清晰地指导着创作的方向。
三、转益多师是我师
在我学习摄影的过程中。其实，非常多的老师在帮助我。我的第一个摄影老师是我父亲。他让我当助手，锻炼了冲洗照片的能力。但是父亲很小气，从来不让我碰他的照相机。也许是那个时候的胶卷很贵，他自己都舍不得用了。这个是我和我父亲，参加北京国际摄影周，我们都有作品入选。第一次带我去拍照的老师，是当时在泰顺县委报道组担任摄影记者的贾尚志伯伯。他是志愿军老战士，现在嘉兴过着离休老干部的生活。
我到苍南文化馆，担任摄影工作以后，指导我的，经常关心指导我的是温州市名家邵家业先生。还有很多摄影家协会的老前辈。邵家业老师是国内非常著名的风光摄影家和国家特一级人像摄影师。但是他对喜爱拍摄人文题材、与老师走的不是一条路的我十分鼓励。邵家业老师的妹妹邵羡冰老师在温州日报社担任摄影组组长，经常带领我们摄影通讯员参加采访活动，这些对我日后的成长都是非常有帮助的。这个时期我拍摄了很多新闻照片和那些艺术创作的照片。实际上，很多摄影爱好者都有这样的一个历程，一开始热衷于参加各类比赛，拿些奖项，加入各级协会，以此得到社会的认可。因为我这么努力，也是温州地区比较早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一个会员，1991年加入会员。当时这些照片，各种的比赛我都很热衷去参加。
香港的《摄影画报》摄影画报有月赛，我都很热情的寄过去，后来才知道这个就是陈复礼先生办的。我回过头来看看，当时我拍了照片都非常的唯美。有的时候我都在想，我当年拍的照片怎么一张张都像油画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
就说这张黑白的《粒粒皆辛苦》是我导演的作品，这个在国际摄影沙龙里面是很讨好的，入选了好多国际摄影沙龙，有段时间我也热衷于参加这样的国际摄影沙龙。
像这张《沙漠驼铃》就非常唯美的倾向。
早期我也有一些好像比较随意的东西，但是说随意，这构图还是严谨的，毕竟是跟我学过美术有关系。我们知道很多摄影家都是学美术出身的。对他们来讲，构图是不成问题的。觉得好像学过美术的话，拿起照相机，这构图基本上也就有了。
我还是要来谈谈1988年11月。我参加中国摄影，在山东临沂举办的全国第二届中青年摄影理论研讨会。这次研讨会要求论文作者同时提供自己拍摄的30幅摄影作品，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，进行理论研讨。著名摄影家、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、《中国摄影》主编袁毅平先生主持研讨会。与会的领导跟论文作者总共只有二十多位，大家一起讨论如何把创作与理论结合起来，寻求二者之间的协作关系。在论文作者中，很多人日后都是中国摄影金像奖的得主。如山东的侯贺良，四川的陈锦、龙绪明、上海的刘开明等著名摄影家。与鲍昆老师一起创作《国魂》的著名导演凌子风先生之子凌飞也参加了这次会议，他从法国回来。
会议大家提出了一个“抽屉艺术”的看法。就是说很多摄影人手中，攥着一个好作品不自知。我想现在非常需要有一个好的图片编辑和策展人，也就是这个缘故。我这幅作品，后来被《中国摄影》杂志发表在1989年第三期，“我的艺术追求”这个专栏。很巧合的是，刚好跟吴家林大师的作品发表在同一页。那个时候，《中国摄影》杂志页数不多，版面非常宝贵，摄影家都能够以刊登为荣。这幅作品同年也获得了《大众摄影》的月赛一等奖。
那个时期，我热衷参加各种比赛，国际国内的摄影展频频入选获奖。包括什么尼康奖，英国的白兰地摄影比赛、中国日报的摄影比赛、还有文化部的全国摄影展览也有入选。到后来沉下来拍摄自己的东西的时候，同时也在无意中拍了很多纪实摄影作品。摄影观念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变化并不大。这些照片，几十年以后是时间赋予了一些图片的影像价值。并不见得，我当时有多么的高明、有多么高的先见之明。像这幅作品还入选了日本的国际影展，非常难。我参加了好几次，最终入选。
80年代的时候，我还很年轻。我拍了当时在浙江美术学院——现在叫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路校区，这是后花园，拍摄了一张伟人雕像的照片。安哥呢，把这张照片编入了我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画册《时代印象——萧云集卷》。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很紧张啊，我觉得我是不是反革命分子？但是没有想到，纪录了一个时代的结束。
四、从唯美画意到坚持纪录的质变
讲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。因为我那天试讲了一下，后来觉得应该把最好的状态留给今天。我觉得前面如果试讲完了，然后情绪会不一样。
1980年代末的时候，我在北京参加全国文化馆摄影干部培训班。这是王文澜老师跟我的合影。王文澜老师、朱羽君老师，我们平时都在电视里面看到。韩子善、马椿年、沈延太等大师给我们授课。
有幸在参加各种学习、理论会议，认识了更多的大家。在听课和交往中，他们的思想和智慧深深影响着我。很多时候听上去很随意的话，也能给我以震动。譬如王文澜老师说：一个萝卜一个坑，你们文化馆的摄影干部要好好占着这个坑，好好拍身边的人和事。王文澜老师在《中国日报》担任摄影部主任，曾参加过唐山大地震、抗洪救灾等突发新闻报道，是一个大名家。除了拍摄国家大事的同时，他把眼光放在天安门广场，拍摄普通百姓的生活，拍出了很多令人吃惊的好照片。又譬如，他最得意的《自行车王国》这个专题，拍摄了我们这样的大国，各地自行车与民众日常的精彩画面。“要关注平常的生活有什么呢？那个时候手表、缝纫机、自行车叫三大件，我想我就拍它。”自行车是中国家庭不可缺少的成员。就像一个个细胞，渗透到社会肌体里的每一个角落”。
这张照片最右边，就是当时《大众摄影》的主编佟树珩老师，之前也跟我说过：要好好去拍自己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，一定会有成果的。可是，真正落到实际工作中，我也老拐不过弯来。觉得新疆、西藏还是更吸引我一些。又譬如说王文澜老师四兄弟已经把天安门广场拍到极致了，是吧？我还瞎凑什么热闹。
有一年，朱宪民老师来苍南采风。他看了我拍摄碗窑村的照片，他跟我说：你的摄影基本功很好，就是拍的太少。你为什么那么舍不得拍胶片呢？像碗窑这么有意思的地方，你要住下去，了解这里。深入地拍，要不惜胶卷。拍了一定的量以后，再回头选选，一定会有好东西，我给你版面发表。后来我去了无数次，一个人还住了些日子。碗窑村里大人、小孩都认识老萧，我的片子自然也就出来了。我终于悟到了朱宪民老师的深意，我的作品果然也就在《中国摄影家》发表了。现在每次去碗窑那座小村庄，我都觉得有拍不完的角度，真是意犹未尽啊。这个香港的著名电影导演关锦鹏老师，关锦鹏导演。他看了我的，也是因为看了我的一本画册，他把他的电影《长恨歌》唯一的外景地选在了我们苍南碗窑。梁家辉跟郑秀文主演。现在这个碗窑村也成为浙江省3A级景区村庄、旅游打卡地。说句笑话，我现在去碗窑可以不用买门票。人家开玩笑说这张脸就是刷卡，因为那里的群众我太熟悉了。
1994年贵州全国摄影理论年会期间，从佟树珩老师手中接任《大众摄影》主编的高琴老师说：《大众摄影》月赛评选，准备要走出北京到基层去评选。问我能不能接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很好。1995年8月，我们苍南县成功地举办了《大众摄影》月赛公开评选活动，极大地促进了地方摄影爱好者的创作积极性。我们苍南县1981年从平阳分出来，短短几十年时间里面，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从零发展到40多人。省级摄影家协会会员，现在有100多人，市级会员近200人，都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。当然，这也是与几届县摄影协会领导们的不断努力分不开的。
在前面我讲到，早年我的纪实摄影处于无意识的阶段，也就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，在不断的反思中，我渐渐地认识到，把镜头对准自己身边的生活，拍自己的观点很重要。我决定拍自己身边的温州人，这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与平时拿着照相机到处“采风”，那可是不一样啊。特别是我立意要拍“萧云集眼中的温州人”以后，我真正开始思考。温州是改革开放的一片热土，创造了著名的“温州模式”，那么，如何去表现温州人的特质呢？温州人，敢想敢干。但是，又很害怕。
我刚才发上去这个，后面竖了个巨大的广告牌，上面印的是温州市政府的文件——红头文件。只有这个红头文件出来了，他们才吃到了定心丸。就譬如说温州姑娘爱美，就算他们很穷、吃不饱饭，她要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，走上街头，还要标新立异。就说80年代的时候，穿旗袍，那可是比较新鲜的。
这个温州女孩，大概有个时期很喜欢穿这种灯笼裙。我觉得，我怕人家不愿意，我还在后面偷偷拍。那个时候，商品经济发达的时候，柳市电器很红火，到处是广告。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也进到温州来了，像这种什么人体展览，这种畸形的什么真人。90年代初的时候，像这种桑塔纳去结婚，去接新娘子，也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。
摄影人必须直面对象、直击现场。在影像上既真实又有时代特征，“有内容有嚼头”，我觉得这是很富有挑战性的。纪实摄影并不是说我发个照相机给你，你到街上去随便乱拍，就是纪实摄影师。其实，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，选择与按下快门定格，其实是非常艰难的。当然，有个人的非常主观的思考与决断，更不是随随便便。当然，还要面对种种的客观因素影响与制约，有的时候甚至是很痛苦的事情。做到独一无二的“真与美的直接统一”，应该是摄影家在最高阶段的极致追求。
很多摄影师大概是因为太熟悉的缘故，对拍摄周围的东西不感兴趣，特别是在集体采风中是这样。一大群人大呼隆到了“采风”地，十几分钟热度，没有东西拍了，因为新鲜就这么一下子。我想，如果能够再深入观察，深入思考，是不是就会不一样呢？特别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心态来观察，那就比较好。我在想，为什么拍摄中国的好多好作品都出自外国摄影师之手呢？因为他们是旁观者！我拍温州人的时候，就要求到《温州时报》去兼职。我觉得，在报社里工作，有利于我拍温州人。我要求自己随时保持着一种新鲜劲，就把自己当成刘姥姥去大观园的那种感觉，尽力去寻找对温州的感觉。按按快门是很容易的事情，但是在随意之中又要表达什么？温州人的特性和本质又是什么？在这随意的抓拍之中，应该得到充分的体现，这又是非常不随意的。在这个阶段，我很惊奇地发现，那种刻意追求画面完美的照片，现在不再吸引我。倒是以前有很多东西没有什么价值的随意性的纪录，有很多东西耐人寻味。因而，我力图在摄影中寻找一种新的东西，那就是许多特定的，往往会被忽视的，却又能永恒的东西。这是否就是纪实摄影需要寻找的本质呢？
著名的包机大王——王均瑶，非常年轻就包了飞机——长沙到温州的飞机（航线），当时大家给他一个名字叫“胆大包天王均瑶”。从他一开始创业，我就去拍他。慢慢的，我们也成了朋友。很多事情，他也愿意找我去拍。像这张是94年龙港镇成立十周年，现在是龙港市了，原来是龙港镇成立十周年的时候，王均瑶开着自己的豪车回到龙港。当时他的乡亲们在围着他的车在看节目，我觉得这个很有意味。
这是我“导演”的一张照片，当时我看到空中有一架“运五”在飞来飞去，抛洒传单。我当时就问人家这是怎么回事，他们说这架飞机是王均瑶包的，就是来助兴的。我觉得我一直想拍王均瑶这“包机大王”。平时看到这些照片，都是看到他在机场拿着大哥大，站在飞机边上，这个我觉得还是表达不了。那天，王均瑶是坐在主席台上。这个有中央领导在参加会议，警卫比较严格。我是冒着被拎出来的危险，从边上冲上主席台。可能我人长得比较高大，这个警卫可能觉得我是不是中央媒体的？也没把我拎下来。不然的话就只有在几万人前面要出糗。那我跑到王均瑶边上，我跟他说，王总有人找你。他说什么事？后来我说你能不能指挥这架飞机？他说可以。他用他大哥大跟机场联络，因为是他包的飞机嘛。我说你降低高度，在安全的情况下面，在主席台上飞一圈。这张照片，成为王均瑶这个“包机大王”的一个符号、一个典型的画面，这后来也发表在《人民画报》。
王均瑶对我很信任。他有一次邀请了巴西明星联队，在北京跟国安队，还有上海的申花队举办了两场比赛。他邀请我去拍照。当时跟他坐一架飞机，我看王均瑶在看报纸，我的照相机在行李架上。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给他拍一张照片，我想，像王均瑶老是经常坐飞机坐来坐去，不见得有人要给他认真地拍一张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。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他也会拒绝？后来我觉得还是值得尝试一下。当我拿去给他拍的时候，他很高兴。这也是留下了王均瑶生前非常难得的一张照片。1994年，王均瑶因病不幸逝世。很多报纸，这用的照片实际上就是我给均瑶公司提供的。
我自己特别喜欢这张交通的照片。你看那个年代啊，那交通多么不方便。想想现在，我们出门，坐轿车、乘高铁，是吧？乘飞机。那时候的农村多困难。这个自行车这个人，特别是这个自行车，这个人拽着人家还给他搬的放在拖拉机上。这个，各种各样的表情，我觉得，我自己觉得抓的很到位。
很多东西现在已经消失了。我觉得我们摄影纪录是非常重要的。
我还要来谈谈我拍的廊桥。1996年，当时美国电影《廊桥遗梦》出来。我也看了那个小说，我觉得那个故事很动人。看那个电影里面那个照片，麦迪逊的桥，也是确实存在的一座桥，也是美国的一个文物，每年有很多游客去参观。但是我觉得这座桥跟我们中国的这些桥比，真是太难看了啊。所以当时我们搞新闻，觉得要找个由头。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拍这些桥，然后写篇文章把它介绍出去。
我们拍桥，不能说我就把那些桥的建筑罗列一番，这座什么某某桥，那座……就好像是像那种图说一样，我觉得很不够，要找一些它特别的角度。譬如说最后一张修桥，当时仙居桥在大修，给它抬高。很难得。这是一座古老的桥，有一些被虫蛀掉了，给它换一些梁柱。我觉得廊桥本身就有很多东西好拍。那么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当时我想，我叫”浙南的廊桥 ”。有点私心，因为我当时在拍了很多泰顺的桥。但是我是苍南人，我觉得应该把苍南的桥也要说一说。讲到苍南的桥就不能叫泰顺廊桥了。所以我想那个题目叫”浙南的廊桥 ”。我写文章的时候，我对那些桥梁一窍不通。我就找了很多资料来了解这个桥的各种形式。但是没有一篇文章有提到“廊桥”两个字啊。后来我找了好多书。看到了茅以升主编的《中国桥梁史话》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，他说这些泰顺的先民，为了遮风避雨，在桥上大多见有“廊屋”。那么顾名思义，“廊屋”，就是有走廊的屋子，我当然就可以叫“廊桥”了。因为我也是那个浙江画报社的通讯员，经常拍一些摄影专题。所以对那些画面的掌控，对这些整个图片故事还是有感觉的，我觉得不能单单一个角度去表现来讲，还要跟人的关系还要说出来，所以说拍了好多东西。这个照片，当时我想，就给《温州日报》发表发表就可以了。但是有趣的是，当时《温州日报》有个编辑，他不愿意发表。他说你拍这些烂木头的桥干嘛？有啥意思！他说。后来我说我不就白干了？这个时候，《中国摄影报》编辑丁东老师来到温州，因为我们在94全国理论年会认识。他就说要来我们苍南看一看。结果他问我在干嘛？我说我最近在拍了这个廊桥，他看了我的文章和照片，他说读者是会爱看的。所以他带了回去，就发表在1996年11月的《中国摄影报》。《中国摄影报》发表了以后，《人民画报》的一个编辑看到这篇文章，写信给我约稿。《人民画报》，这不得了。像我们县级的摄影工作者，怎么敢向《人民画报》投稿呢？是吧？他有那么多的那个摄影记者，我们怎么敢去投呢。这个《人民画报》编辑就问我有没有拍反转片，我说我拍的是黑白。她说我们需要向很多国家发行很多的版本，不同的版本，需要拍反转片。我后来又重新到泰顺，又拍了一遍。发表在《人民画报》上面。
《浙江画报》也几乎在同时，发表了这个专题。发表以后。像那个香港的摄影《中国旅游》。很多报刊后来一直在不断地发表。现在泰顺廊桥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，大家讲起泰顺旅游，哦，泰顺廊桥。我们的功劳也不是什么功劳，也不是最重要。《中国摄影报》有一年，2006年《中国摄影报》发表了我的文章就是《泰顺廊桥与中国摄影报》，实际上，泰顺廊桥的出名跟《中国摄影报》真的是有太多的关系。泰顺廊桥现在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人类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”。我也得到了泰顺县委、人民政府的嘉奖，颁我是“泰顺廊桥宣传大使”。这些文物古迹太需要我们保护了。像这一个古建筑在燃烧，我们看到很痛心。
1996年。我无意当中在《温州日报》看到一篇文章。说温州的最后一辆“菲亚特”，将要完成自己的使命。看到这行文字，我就坐不住了啊。我就联系了温州一个朋友，我说能不能帮我找到这辆菲亚特？后来，我在温州的车管所找到了这个驾驶员。那个师傅一开始很不愿意，他说自己要做生意的，你这样去拍我的话，要耽误我赚钱了。这我一天要损失好多的，对吧？我后来跟他讲，我说这个车，要么就报废。我说你希望不希望你的车进博物馆。我说我能把你的车拍进博物馆。这个师傅问我是哪里人，我说我苍南的。他说你一个乡下人跑到温州来，你有什么本事？你怎么能够做到把我的车送进博物馆了，那不可能。后来我软磨硬泡跟他讲，说你一定要支持我，我不影响你这个工作。我那天是坐在他的后排，我说你是空车运行。在一些节点，我尽量不影响他的情况下面拍一些照片。
我那天在一个我不方便透露名字的朋友的帮助下，跟温州市全城的交警打招呼。这辆2812的这个“菲亚特”今天在任何情况下停车都不要记分。最后，跟了半天。这个驾驶员师傅后来跟我讲，他说我挺佩服你的，你这么个乡下人，还是有点本事的。后来，我们真的在温州市博物馆就看到了这辆车。
听说我在温州新闻界挺招人恨的。我开始一直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招人恨。据说我刚才拍这个菲亚特。后来报纸登出来，当年获得温州日报的一个新闻奖。日报摄影组的同志被领导批评，他说，这么好的题材。为什么你们摄影部没有去拍？而是让苍南的一个萧云集来拍了？我还要讲个故事。就是说，温州金温铁路通车的时候，98年，金温铁路通车的时候。这个温州挺搞笑的。温州不是说崇洋媚外。不崇洋，但是媚外。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外地的一个三流小报记者来到温州，都会有记者证。温州市当地这个新闻办，给《温州日报》和《温州晚报》各发了一张记者证。两个报纸就很为难，你派的文字记者，摄影记者就不能上。你配了摄影记者，文字记者就不能上。当时因为我在《温州人》杂志社兼职，在拍照片。我是没有刊号的，我还是没有正式记者证的。所以我拿的是场地证，我是不能上这个列车的。当时我拍照有个习惯，就是说，倒退的功夫，就像很多人早晨锻炼倒走的功夫很好啊。因为在温州这个车站欢送仪式以后。首列，这些领导和这些模范人物，还有人大代表登上火车。登上火车的时候，因为我在倒退。在拍的时候倒倒倒，就给我倒到车上去了。到车上有几个代表、委员认识。他们说，那你就在车上待着了，一起到杭州去好了。所以，我就去了杭州。很搞笑。当时温州晚报的老总知道这个情况，老总打电话给我说：我们只派了文字记者，《温州日报》只派了摄影记者。那你能不能给我们提供这个照片？那我答应了。结果那个老总把他的摄影记者批了，人家那个萧云集根本连记者证都没有，怎么上专列去了？你们是怎么搞的，怎么就不能上去？所以弄得人家对我也有意见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领导为什么要这么批他们？
拍纪实摄影，经常要挨骂，这是家常便饭。像我们去拍照的时候，像那个台湾921大地震，99年。那一天震的太厉害，大家都跑下来，我没有忘记把相机拿下来，整个天旋地转的感觉。当时，很多人。我照相机瞄着他们，他们说你干嘛？我说不知道咋回事，我说地球都要灭亡了，我们还不让我们拍照干嘛？结果大家都让我拍照了。
这张照片当时我在温州兼职的时候，我每天去单位上班从不同的路线，是拿尼康FM2相机，从不同的道路在徒步，既锻炼了身体，又观察温州人的生活。
那天早晨我在一个小店在吃早餐，看到老爷们和小伙子。那两个人抬着马桶过来的，我觉得太有趣了，我就跟上去拍，结果他们也没骂我，我都准备被骂的。
这张照片，是金温铁路在临时停车，快到温州了，临时停车的时候，路边的群众。也可能停在边上铁轨，让其他车先过，就这么一条铁轨。很多群众，有时知道这个规律，温州的老百姓做生意真是厉害。
我经常拿着这个三脚架，架在五马街街头，去拍那些美女。很多人很奇怪的看我，这就像个傻瓜一样，站在那里，还是拍到了一些东西。
原来叫苍南县舥艚镇。农民包郑照告县长。这个照片是当时在法庭开审的时候，只有新华社的徐邦老师可以拍照。像我们就是告诉我们不能带相机进场，法庭是严肃的。所以我那天没有带照相机，结果后悔死了。因为当时参加的群众太多，就在县电影院举行这个法庭的审理。在电影院门口，老人家歪着屁股坐在一条长凳上，在抽水烟，很多人看猴子一样在看他，我后悔死了。没照相机，这张照片没拍下来。
事隔多年以后，我到舥艚镇去。刚好意外地见到了包郑照老人。
当时，我跟他交谈以后，我说我能不能给你拍张照片？我不知道，我这张照片拍了以后，大概三个月他就去世了。
1994年，我参加全国摄影理论年会的时候。拍“希望工程”的解海龙老师，给我们每一个代表都送了本画册，叫《我要上学》。我把这本画册带回家的时候，很多朋友来看，觉得很感动，我也很感动。有些朋友建议我：你是不是也拍一拍“希望工程”？我说我们摄影人有一点，人家都已经拍得很好了，我为什么还要去拍这个？我那些朋友跟我讲，他说你拍拍苍南的“希望工程”也不错，咱不要说为了出名。你为了给大家帮助这些孩子也是不错的一个事情。
后来我自己就主动到团县委去要求拍摄苍南的“希望工程”，走遍了苍南县的贫困山区拍摄这些孩子，也得到了我的单位——苍南县文化馆领导的支持。
拍摄的过程中，有些孩子一些状况让我震惊啊。后来也发生了一些事情，譬如说有个孩子生了重病，牵线帮助他的一个内蒙女作家赶到温州来看望他。后来也呼吁我们帮助他，救了孩子的命。发生了很多感人的事情。包括很多朋友，主动地去结对帮助这些孩子。1996年，我写了一篇文章，谈自己在拍摄苍南“希望工程”当中的感受，刊登在《中国摄影报》。编辑还加了个编者按。
22年以后。我在想，二十几年过去了，这些孩子过得怎么样？我去回访他们。这次回访，比我当年去学校拿着花名册去拍他们更困难。因为他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有在那个香港、澳门的，也有在外省的，很难拍到他们的照片。这期间也有很多动人的故事。这次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，我们苍南的一些摄影朋友跟我一起去寻找他们。拍了这些对比的照片，举办了一次《廿年一瞬间》的摄影展。展览也引起了很大的影响。这些照片我就不一 一的做说明了，最后这两张，就是当年那个内蒙的女作家阿琳赶到苍南来看望孩子。这次在我们苍南展览的时候，孩子也来到了会场，跟阿琳抱头痛哭。展览在我们苍南县文化馆非常棒的一个展厅里面展出。很多孩子，还有当年的孩子，做了母亲的孩子。来到会场，来到这个展览厅。面对记者讲述自己，他们身上发生的变化。这个展览也得到浙江美术馆的重视，后来，浙江美术馆邀请我去杭州浙江美术馆举办摄影展，还收藏了我拍的一些“希望工程”摄影作品。能够得到这个浙江最高的视觉艺术殿堂的青睐，也得到大家的肯定，我也觉得很好，很欣慰。“希望工程”的这个摄影家解海龙老师。当年，88年在北京崇文区文化馆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就认识，也是老朋友了。他前段时间跟我在浙江上虞见面的时候，谈起这些事情。他也对我的希望工程拍摄很赞赏。他认为，我的这些作品是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“希望工程”，很值得肯定。
最近几年，我也拍了很多我们温州地区的这些民俗，这些人文的题材。像有一次在那个海边的一种群众活动上面，我发现了这个女孩子，这个裙子很别致。这也是冒着被骂的危险啊，这个，跟踪拍了她这个照片，颜长江老师很欣赏。
这张照片表现的是我们那个城管，很多人都在批评城管。但是，很多群众也很不自觉，像这种乱七八糟的菜也丢在里面叫城管怎么管是吧？我觉得也要互相理解。
苍南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物叫“诚信老爹”啊。他“桑美”台风的时候四个儿子有三个不幸死亡。他的小儿子照顾他，他得了尿毒症。他自己主动要“子债父还”，被大家称为“诚信老爹”。后来他生病的时候，县人民医院免费给他治疗，他后来自己主动放弃治疗，他觉得不能再给国家添负担。这是我在病房去拍的这个照片。
在G15高速公路复线的时候，我看到某一个地方。民工在这么脏的水里面游泳，我就觉得，我觉得很难过。
在我们苍南，是蒲壮所城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民俗，就是“拔五更”。非常难拍，正月十六“抢红”的环节。我花了很多年，终于拍到这个镜头。
在“新冠”疫情来的时候，我已经退二线。没有任务给我，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要记录事情。我自己主动到文化局请战啊。要求到一线去拍摄。后来，我们全县的摄影工作者举办了一个“抗疫”的一个摄影展。
1991年的时候，我30岁，办了自己的第一个个人影展。这在当时确实是非常少的。1999年，应台湾省摄影学会的邀请，我去台湾台北市办展。当时那个台湾省摄影学会的会长王古山先生参加开幕式。这在温州地区也是非常少的两岸文化交流事件。台湾办摄影展，有个出画册的惯例，我在台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画册《萧云集摄影作品选》。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高帆先生给我题写了封面的书名。台湾摄影家非常羡慕大陆有那么多的地方可以创作，世界华人摄影协会副会长翁庭华先生也来观展，给我送了他的作品集。著名评论家、北京电影学院杨恩璞教授在给我的画册作的序言中写道：“画意摄影对他来说是个驾轻就熟、得心应手的事。与纪实摄影相比，不必费大力气就能获得更多的功力效应。但萧云集却没有选择轻轻松松的道路，冒着可能失败的风险，自寻烦恼，自讨苦吃”。
我拍过一些人文专题，在《浙江画报》、《人民画报》、《中国国家地理》、《华夏人文地理》等报刊杂志发表。还出版过《乡土温州》、《时代映像——萧云集卷》、《温州活路》等摄影集。这个在简介里面都提到，我就不赘述了。我还有心做了好多本的“剪报集”，把自己发表的一些作品剪贴起来，做个资料。廊桥专题发表以后，这个《人民画报》我上的好像很方便。实际上就是说很多编辑他是了解你，但有些照片都会用。几乎我们国家的一些大的杂志，我都发表过作品。
我国著名的音乐家周大风先生，他的代表作《采茶舞曲》，原来是在泰顺创作出来。这个鲜为人知的事情，也是我去求证，去挖掘出来。那么泰顺，这个《采茶舞曲》也是成为泰顺县的县歌，当然是很多人在努力。我一直在路上。
讲讲安哥主编的第一套中国小黑书，《时代印象》，选取了12位中国摄影家，其中有李振盛、石宝琇、宋布军、黄一鸣、吴正中、李洁军等名家。跟这些大咖相比，我是里面唯一没有知名度的。我真觉得有点像那个，像前两天吴家林老师，他发表的是布列松选中的是吧？我好像有点安哥选了我，有点被布列松选中那种感觉。安哥跟我并不相识，是我的同学崔波向他推荐了我。那么安哥呢？他看中的是。安哥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摄影家，是吧？有一年的平遥摄影节，那主题就是“向安哥致敬！”。安哥看中的是一个比他小了十几岁的摄影师，跟他几乎同时在做一样的事情。纪录改革开放的中国，而且都是拍摄身边的生活。直到很晚的时候，我的同学王景春在广州招待我的时候，我才见到了安哥。
也同样是跟我素不相识的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王刚社长，与广东的摄影大师们在第一届连州摄影节期间，我并不知晓的情况下面，讨论决定邀请我写《温州活路》一书。颜文斗先生自告奋勇担任了我的责任编辑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这辈子跟颜家兄弟是什么样的缘分？颜长江——颜文斗先生的弟弟颜长江先生，十多年后又担任我的总策划，编辑了这本《萧云集摄影40年》，他们都成了我的良师益友。这种鼓励，不仅是给了我极大的肯定。我的摄影作品近年也参加了《中国人本》、《百年百姓》和北京国际摄影周等大型摄影展。
《中国人本》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型的纪实摄影展览。展出了250名摄影师的600多幅代表作。这些作品从不同的角度纪录了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。我很荣幸，我的作品有三幅入选了《中国人本》摄影展览。并且整体被广东美术馆收藏。我的关于纪实摄影的观点被《中国人本》直接引用。非常的荣幸。
在北京举办的《百年百姓》这个摄影展览中，我的《柳市电器》也入选了。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，建国以来一共出版过三次《中国》。2003版和2019版、1959版，我入选了两次《中国》画册，因为1959版的时候，我还没出生。2009版《中国》画册收录了我拍的《泰顺廊桥》，2019版的《中国》收入了我的《金温铁路温州商贩》。
非常荣幸，浙江省文联和浙江省摄影家协会，授予我第三届摄影金像奖。颁奖词中说，鼓励我长期致力于推动文化遗产保护。
最重视的奖项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我颁发的。我作为一个专家组成员，对矾山这个矿工古村落的关注，和申报过程中的协助。浙江摄影金像奖，是对我在摄影专业上的成就的一种肯定。
去年11月《中国摄影报》还刊登了我一家三代人这个摄影作品的跨版，也是让我感到很高兴的事情。我要衷心感谢浙江省摄影家协会和浙江画报社，这个联合给我出版“浙江摄影家系列”，把我重点加以介绍。
从改革开放20年到30年、到40年，我一直都在纪录，一直都在路上。我将要继续拍，拍到老学到老。虽然，我今年退休了。但是，对摄影的追求，我永远不会退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、听讲，辛苦大家了。
“艰巨历程-陕西摄影群体回望”分享会胡武功篇实录（27200字）